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舒淇之后，就再也无法忘却她的面孔。

我第一次接触这位活跃于香港与台湾的女演员——亚洲电影界无可争议的偶像——是在侯孝贤的作品《千禧曼波》（2001）中。在侯孝贤这部带着淡淡忧伤和疏离感的「青春画作」的开场，舒淇在慢动作镜头中出现，浸润在电蓝色的光晕里，轻快地沿着一座空旷的天桥跳跃地走着。林强的电子乐节奏在背景中跳动，舒淇不时回头望向我们——她无声的观众——微笑着，仿佛在邀请我们跟随而去。走到隧道尽头，她停下脚步，漫不经心地吸了一口烟，然后转身下楼——身影渐渐失焦，消失在画面之外，潜入夜色。

《千禧曼波》

这一开场几乎完美无瑕，堪称电影中最迷人的一幕。而它的力量几乎完全来自舒淇——她的银幕存在感强大得令人难以移开视线。你会不由自主、心甘情愿地跟随她，从一个场景走向下一个，直到画面缓缓暗去、字幕升起，那份吸引力依然未散。

舒淇最初因主演电影《玉蒲团之玉女心经》（1996）与《色情男女》（1996）而崭露头角。此后，她凭借《玻璃樽》（1999，与成龙合作）以及首次在国际银幕担任主角的《玩命快递》（2002，与杰森·斯坦森合作）逐渐进入主流影坛。她的事业随后迈向更具声望的艺术领域，尤其是与台湾新浪潮传奇导演侯孝贤的多次合作——侯不仅将她视为缪斯与学生，更引导她不断挑战自我，在银幕上开拓全新的表现疆域。如今，距两人首次合作已过去二十余年，舒淇也开始走到镜头背后，将侯孝贤传授给她的电影之道化为自己的创作实践。

《色情男女》

「侯导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。」舒淇在威尼斯电影节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道——那时她正忙于自己的导演开山作《女孩》（2025）的首映。「我以前从没想过要当导演。大概十三年前，我和侯导在一个摄影棚外聊天——我们在等灯光师——他突然提到：『你为什么不试试看拍一部片呢？』我当时心想，『我正在努力当个演员啊，你怎么要突然提起当导演？』（笑）但他鼓励我从熟悉的东西开始。当年他拍《童年往事》（1985）时，就是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写的。所以我也开始写剧本。结果我用了十年。」

《女孩》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88年的基隆，讲述了一个内向少女小丽（白小樱饰）与母亲阿娟（汤毓绮饰）之间动荡的关系——由邱泽饰演的酗酒父亲让这个家庭长期笼罩在恐惧之中。「这部电影触及家庭暴力的主题，」舒淇说，「但对我而言，更重要的是捕捉创伤的本质——那些伤害我们的东西，或许有一天会痊愈，但终究会留下疤痕，伴随我们一生。」

《女孩》

与舒淇一同来到威尼斯电影节的还有她的主演——汤毓绮（歌手9m88），她是台湾当代爵士与新灵魂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，也是个真正的「跨界玩家」——不过她特地补充道：「但我不会饶舌。」舒淇笑着打趣道：「不过你可以试试看。」

我告诉汤毓绮，我曾在台北度过一个漫长的夏天，那时她的首张专辑《平庸之上》（2019）几乎在我耳机里循环播放了一整季。如今，她已经发行了三张专辑和一张EP，并将创作的能量转向表演——并且乐在其中。「音乐表演和演戏其实都属于更大的表演艺术范畴，」她在谈到《女孩》时说道，「它们相互支撑。但表演更为强烈——你必须高度专注于对方演员的反应，并在一瞬间作出回应。作为音乐人，我习惯用编排的方式去处理事情：一、二、三。但作为演员，你必须让一切自然流动。要让角色的灵魂住进你体内，同时与其他演员共舞。」

接着，我们和导演舒淇进行了一场对谈，聊她从演员到导演的转变、与侯孝贤的关键合作经历，以及《女孩》的诞生过程。

问：这些年与侯导的合作带给你最大的启发是什么？

舒淇：侯导对我来说就像父亲一样。他总是要求我不断挑战自己。我们第一次合作是在《千禧曼波》，那时他对我还不太了解，所以一直在试探、在观察，想知道我的极限在哪里。他花了整整六个月，才真正明白我工作的方式。第二次合作《最好的时光》更具挑战性——我必须在三个不同的时代中，诠释人生的三个阶段，但每个角色拥有相同的灵魂。第三次合作《刺客聂隐娘》则更为艰难：他要我饰演一个有杀气却没有情绪的刺客。他常说，真正的武术高手三招就能取人性命，而他让我做到一招致命。我为了那一跃、一击的动作，在蹦床上练了上千次，腿都疼得不行（笑）。作为演员，他一直要求我不停地超越自己，不断向前挑战。

《最好的时光》

问：那作为导演呢？

舒淇：我来讲个小故事吧。拍《千禧曼波》的时候，有一场戏我们连着几天拍了五六次。侯导几乎隔一天就拍一次同样的画面。我当时很困惑，不明白为什么。有一天我忍不住去问他，是不是我哪儿演错了？他对我说：「不，你没有错。问题在我。我还有些东西没想通。你不要想着『演』，不要表演——你就去『成为』这个角色。如果哪里不对，那是我的问题。」

我以前常常拿这句话来开导演的玩笑（笑）。但现在，作为一个要为整部电影结果负责的导演，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分量。幸好这次电影首映的反响很热烈，我也终于能松一口气了。

问：《女孩》的故事从最初构想到最终成片，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舒淇：就像侯导拍《童年往事》那样，我一开始写的故事也是源自我自己与家人的经历。这样做让我更容易完成剧本，也能更自然地和演员交流这些情感。但到了片场，一切都开始变化。最初，大概有80%的情节来自我的亲身经验，可当我们真正开始排戏、拍摄时，我发现每位演员都在与自己的角色建立属于他们的关系，于是我们也必须根据他们的诠释去调整剧情。到了影片完成时，大概只有30%是我自己的故事，而剩下的70%，则是我们整个团队在合作中共同创造出的新东西。

《童年往事》

问：你在创作中更关注影像的视觉表现，还是故事本身？

舒淇：我必须承认，我对自己的叙事能力还挺满意的。因为整个剧本都是我自己写的，也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，究竟该怎么讲这个故事。影片探讨的是家庭暴力，但我最在意的，是如何捕捉「创伤」的本质——它如何在我们身上留下伤口，这些伤口也许会愈合，却始终留下一生的疤痕。它会影响我们的选择、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同时，我也不想把家庭暴力仅仅表现为「打骂」或身体上的伤害。我想通过「声音」来表现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压迫关系。我们特地在父亲的身上挂了钥匙，还有一些叮当作响的小物件，让他一进门就会发出声响；我们还调整了他骑摩托车靠近公寓时的音效。我希望制造一种「恐惧的气息」——那种来自暴力的阴影：哪怕施暴者还没出现，仅仅是一种声音的迹象，就足以让受害者心生畏惧。

问：你要求演员在片中展现非常强烈的情绪张力，而他们也确实完成得很好。

舒淇：我真的非常感激他们。选角时，我第一个定的是来演父亲的邱泽，因为我想找一个看上去长得好看、没那么有威胁感的人，这样外表和他施暴的行为之间就能形成反差。我本来没想到他会答应（笑），真的让我很意外。我非常佩服他有勇气接下这样的角色。我也和美术指导花了很长时间，一起营造出那间公寓的氛围——让演员一走进片场，就能立刻进入角色、进入故事。

对汤毓绮来说，这个角色特别不容易。她是一位很出色的歌手与演员，却要去演一个传统母亲。她问我：「为什么她不离开？为什么不逃走？」我让她去体会她母亲那一代女性的处境——几十年前，那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。小丽是个很可爱的女孩。我一直担心拍完这部戏后，这个角色会在她心里留下阴影。但拍到一半时我就知道，她没问题——她完全懂角色，不需要我再多解释。当她站到镜头前时，她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真的很感激能和这样一群演员合作。